在近日舉行的西部五省2億元捐款項目總結表彰大會上，來自云南、貴州等五省區的農戶代表把親手制作的民族服裝送給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個“彝族老鄉”。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們不知道，在這筆善款到他們手中的過程中，眼前這位和藹可親的富豪大多數時間都是板著臉的，對捐款的每一個環節都保持著高度警戒。
10個月前，這筆捐款似乎充滿了“夭折”的危機，因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內將2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且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善款的3% 遠低于“行規”的10%。
這次捐款被稱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還聘請、組建了專業的監督委員會，對善款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這也開創了中國捐贈者對公益捐款問責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如此苛刻的條件，無疑是對現行捐款體制的一次挑戰。輿論好奇：它會成為今后公益捐款的標桿嗎？管理費比例及不夠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機制，會因此而有所松動嗎？
曹德旺說，他希望自己開了一個好頭。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曹暉父子以個人名義，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云南、貴州等五省區市的貧困家庭捐贈善款2億元，這是國內迄今為止最大的單筆個人公益捐款。
較真的慈善家：
“該省一分省一分”
談起這筆捐款，曹德旺動情地說：“西南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輕的時候吃過很多苦，知道那種滋味。對于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來說，2000元錢可以說是他們的希望。”
5月4日，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親赴福建，與曹德旺簽署了一份協議。“我們基金會的項目一般都是秘書處負責執行的，會長很少參與、具體執行。這次我們會長親自出馬，足見重視程度。”基金會秘書長助理陳紅濤告訴記者。
在從福建回北京的飛機上，段應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對同事說，這個項目不是簡單的“發錢”，操作起來比其他項目難度大，因為對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這2億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開出的條件是：捐款發放過程中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 而目前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的管理費最高比例是10%。
被稱為“中國比爾·蓋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與慈善事業結緣。1998年長江水災，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筆善款 300萬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年輕時吃過苦，曹德旺對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用他的話說：“該花一萬花一萬，該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來，要確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發到應該收到錢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過拔毛，層層攔截”。
“我這里有錢，就看你有沒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說。
“史上最苛刻”：
基金會違約就賠30倍
根據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的合同約定：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內將2億元捐款發放到西南五省區的近10萬戶困難群眾手中；善款下發之后，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受助家庭，如發現不合格率超過1%，中國扶貧基金會將對超過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賠償（最高賠償額不超過項目管理費）。
該項目的管理費是600萬元，這筆錢是按3%的占比計算出來的。曹德旺說，他知道“行規”規定的管理費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為難”基金會。他請專業機構測算過，覺得600萬元足矣。經過媒體的廣泛報道，他成了所謂“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對此不以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來他們不就做成了嗎？”
“以前我們接手的項目，管理費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實在太低，我們從來沒有試驗過，這是對基金會基本功的一次考驗。”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陳紅濤說，當初對要不要接這個項目，領導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這個項目，就是想讓大家知道，中國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賴的，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膽地捐款。”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表示。
另一個挑戰是1%的差錯率。陳紅濤說，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錯率控制在1%以內并不難，甚至能夠做到100%準確。但此番要把善款發放到分布在5個省區的近10萬農戶手中，操作難度極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幫助？怎樣才能確保錢安全到達他們手中？需要大量專業人員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這些，他有自己的邏輯。“做事情就要定下條條框框。”他說，“不是我對扶貧基金會不信任，協議也不單單是約束扶貧基金會的。他們可以拿著我這個合同跟各地的領導說，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門走不了，弄錯了我要賠償 。我的目的是讓扶貧基金會有個擋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門從這筆錢里分流一點 做不到！”
他的“苛刻”遠不止此。從一開始，他就對幫他發錢的基金會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監督。作為資深捐贈人，曹德旺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并請新聞媒體全程監督；基金會每10天就要向他遞交一份有關項目進展的詳細報告。
和時間賽跑：
2億捐款，6個月，9萬農戶
“最苛刻捐款”給基金會的執行力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全程參與項目執行的陳紅濤說，確定受助對象是項目實施過程中最基礎的一環，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直接關系到合同約定的差錯率能否實現，“搞不好會吃力不討好，發錢還讓農戶不滿意”。
他說：“我們曾在一個村做過調查。我們問一個村干部： 捐款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如果有3個人分不到錢，你該怎么辦？ 他的答復是：我自己不要，再動員幾個老黨員不要，這樣就解決了。 我們又問： 如果村里只有一半農戶能得到捐款，該分給哪些人？ 村干部猶豫了一陣子說：這筆錢我寧愿不要了，會得罪人。 光一個村就已經如此復雜了，我們的錢需要分給5個省份的9萬多戶，難度可想而知。”
錢發給誰？基金會絞盡了腦汁。陳紅濤說，項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體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種資源。基金會首先圈定了17個項目縣，項目縣相關部門共同確定受災貧困村獲捐資格的優先排序，鎖定受助村。
村子確定了，接下來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錢人”排除在資助范圍外。規定極細，工作量也極大。“凡是在村里當官的，開小賣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國讀書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會和村民小組提名符合條件的農戶名單，再經民主討論決定，而后進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監督舉報電話，接受投訴和舉報。最后組織志愿者前往項目村，對受助農戶信息進行復核。多虧大學生志愿者，他們的入戶核查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訴，最后淘汰了約2%的農戶。”陳紅濤說。
工作過程中，基層干部有些郁悶。例如，個別鄉鎮、村組干部的親屬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們對項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厭倦；覺得復雜的條件是對他們的不信任。
龐大的工作量也讓一些基層干部叫苦不迭。僅以《受助農戶匯總表》為例，每戶信息11項，受助人數1000人的鄉鎮需要錄入11000條數據，還不能有錯誤。
一般情況下，一個鄉的受助農戶信息，需要一名扶貧專干花2~3天的時間才能完成錄入。項目規模最大的貴州省望謨縣石屯鎮，更是需要錄入4700戶的51000多條數據，信息錄入工作人員卻只是扶貧專干一人，工作量驚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發錢的問題了。曾出現過的捐款被“截流”或“縮水”的教訓，讓基金會多長了個心眼。為了確保2000元“救命錢”不在發放過程中被截流，基金會決定：直接將錢打入農戶的個人賬戶，去除任何中間環節。為此，他們給受助農戶統一辦理了接收資助款的專用存折。由志愿者復核農戶信息時確認存折在農戶手中，還要求受助農戶簽字確認資金已到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