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革命最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核心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自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來,90年土地風云,延續了中國宏大歷史命題:幾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標志的現代化進程。二者,歸根結底是土地問題。
“土地上不僅可以長出糧食,還可以長出城市和房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說。
90年土地風云,有一條清晰的線索: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解放區時期和建國初期的“土改”。其基本特征是實現“耕者有其田”,以此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最高理想。
建國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選擇是,如何推動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農業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中國道路如何走,反映在土地問題上,是上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運動。
改革開放后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90年代至今仍在進行的土地規模流轉,則勾勒出中國共產黨在探尋中國道路上,對于土地問題的重新審視:既讓農民擁有充分的持久的土地經營權,同時保留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國家對土地的主動權。
土地從私有到集體與國家所有的跌宕起伏,從現代社會的視角分析,這不僅是關系中國8億農民安身立命的核心問題,關系糧食安全問題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基本問題。
第一篇:地權風云
土地從私有到集體與國家所有的跌宕起伏,從現代社會的視角分析,這不僅是關系中國8億農民安身立命的核心問題,關系糧食安全問題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基本問題。
耕者有其田
要了解中國土地問題的實質及其演變,必須將紀錄中國社會發展的鏡頭拉回到20世紀20年代。
1927年9月20日。湖南瀏陽文家市里仁學校操場。1500多名工農革命軍官兵在操場中心靜默站立傾聽,操場前臺階上,毛澤東以濃重的湘潭口音慷慨激昂地發表講話。
這是秋收起義爆發后的第11個清晨。此前一晚,毛澤東力排眾議,說服工農革命軍一、二、三團改變此前繼續強攻長沙的錯誤決策,打出了第一面工農革命軍紅旗,確定了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從此將中國共產黨帶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道路。
革命情緒高漲的工農革命軍,燒了文家市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樓,分了他家的鹽和谷。同時,革命軍打開了過去一直由土豪把持的文家市積谷倉,把糧食分給了農民,并組織部隊進行了廣泛宣傳,發動群眾。
“打土豪,分田地”,這個鑲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學磚墻上的紅軍標語,成為了中共進行土地革命的開端,其背后蘊含著“發動農民群眾起來鬧革命”的政治謀略。這是中共成立以來,第一次明了中國道路的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毛澤東到達井岡山之后,組織工農政府,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毛親自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頒布的第一部完整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強調: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權,然后交給農民使用。
1929年,毛澤東率領紅軍來到江西中南部的興國,在總結井岡山經驗后,《興國土地法》很快頒布。這部土地法把原來《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成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沒有再提及沒收貧農、中農、富農的土地。
1931年,毛澤東制定土地綱領: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這條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使廣大貧農翻了身。
“我們今天來看,《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其實就是為將來實行土地國家所有制做準備。”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分析道,當時這樣的土地改革路線,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具有決定性的群眾支持。
根據史料記載,以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為例,僅半年之內,參加紅軍的農民就達3萬多人。整個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縣(市),參加起義的工農群眾和革命士兵有數百萬人。
此時,距中國共產黨成立僅十余年。
歷史的時點進入到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日,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調整了土地政策,以“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為重點,將“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放在了次要位置上。既保護了農民利益,又團結了地主共同抗日。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繼續實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發展農業生產的土地改革路線,大大激發了農民支持解放戰爭的積極性,成為解放戰爭勝利的最可靠保證。
杜潤生,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一輪延續到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農村進入全面性大革命的最初一役”,使“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從而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打敗國民黨數百萬的軍隊,順利建立新中國。
一個淮海戰役,5000萬農民推著獨輪車,趕著小毛驢,從山東、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線,在中原大地上構成一幅歷史的宏偉畫卷。“沒有土地改革,就不會有人民戰爭的勝利。”在杜潤生看來,這場改革意義深遠,甚至影響到了十年后的“合作化”和三十多年后的“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