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譽為“廉潔之都”：對腐敗“零容忍”

    某人坐出租車，與司機聊起剛剛向別人行賄的經(jīng)歷，結(jié)果這位司機調(diào)轉(zhuǎn)車頭，直接把他拉到了廉政公署。[青島瑞豐注冊香港公司]這件事發(fā)生在香港——一個被譽為“廉潔之都”的城市。

　　在透明國際于2011年年底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shù)排名中，香港在183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列第12位，在亞洲居次席。同樣是去年年底，香港廉政公署針對貪污容忍度進行民調(diào)，市民給出的平均分數(shù)是0.7——10分代表最大容忍度。這一數(shù)值，為10年來最低。

　　數(shù)字之外，香港對腐敗行為的“零容忍”原則體現(xiàn)在每一次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著名導演王家衛(wèi)的電影《2046》拍攝的時候，一個娛樂記者為了進入拍攝現(xiàn)場拍照，塞給門衛(wèi)300元，結(jié)果被判入獄3個月。2009年，一名來港定居的內(nèi)地婦女在被分配了一個公屋單位后，寫信給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書主任表示感謝。她在信封里夾了一張100元的港幣，讓這名主任“買水果吃”，結(jié)果也被判入獄3個月。

　　在香港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眼里，“零容忍”是一種態(tài)度：“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時候你就不覺得大。貪污就是貪污，小也是貪污，大也是貪污。”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也曾表示，無論是大貪還是小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處理”。 

　　時間退回到40年前，這座城市卻是另一番模樣：建筑公司要向驗樓人員行賄才能拿到入伙紙(一份證明物業(yè)符合標準的重要文件)；飲食店必須向有關(guān)部門派錢疏通才能取得經(jīng)營牌照；就連著火時都要按規(guī)矩給消防人員“開喉費”。

　　社會活動家杜葉錫恩曾回憶說：“當時，[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 每一個小市民都在受苦。徙置區(qū)內(nèi)每一位店東、街市每一位小販，都要付黑錢， 簡直要把他們勒榨至死才肯罷休。”

　　1973年，香港總警司葛柏被發(fā)現(xiàn)斂財430多萬元，相當于其22年警察生涯工資總和的6倍。積聚已久的民怨由此爆發(fā)，學生和市民手持寫著“反貪污、捉葛柏”的橫幅上街游行。

　　1974年2月15日，獨立的反貪機構(gòu)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其人事、財政完全獨立，不屬于公務員序列。從此，香港社會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命”。

　　從葛柏成為香港司法史上第一個因貪污罪入獄的高官開始，1978年到2008年間，廉政公署共調(diào)查了70691宗案件，遭檢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職人員。同時，香港的反腐工作不僅針對公權(quán)力機構(gòu)，公共機構(gòu)和私營機構(gòu)的行賄、受賄罪名及刑罰也被明確納入《防止賄賂條例》。

　　1997年，廉政公署曾經(jīng)拍攝了一部名為《才俊》的公益廣告，其中的廣告詞打動了許多人：“掙錢并不是錯，錯的是你怎樣掙錢。公平不代表每個人都賺一百元，公平是說你有賺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賺一百元；你有賺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賺二十元，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掙的錢比我多，但若我的才華比你多，終有一天我掙的錢會比你多。”

　　隨著社會風氣轉(zhuǎn)變，廉潔逐漸與法治、自由一起，成為香港人最引以為豪的核心價值。

　　從中學起，香港的青少年就要參加“廉政講座”，學習什么是貪污賄賂以及如何舉報。廉政公署根據(jù)已審結(jié)的案例組織拍攝的《廉政行動》劇集，也大受港人歡迎，平均每集有119萬人觀看。

　　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實名舉報的市民投訴不超過30%。如今，這一比例已超過70%。

　　幾年前，廉政公署特意將那句經(jīng)典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廉政公署)”作了一次微調(diào)，改為“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

　　在廉政公署大樓展覽廳里，擺放著記錄“黑暗年代”的展板，葛柏的“收數(shù)簿”(受賄記錄本)被放大成模型供人翻閱參觀。200多頁厚的“收數(shù)簿”記滿了字花、外圍馬、外圍狗、歌廳、妓院、麻將學校、鴉片煙檔等各類場所向他行賄的記錄。

　　但對大部分市民來說，廉署大樓最吸引人之處卻是它的咖啡廳。多年來，凡是有人被請進廉署問話，工作人員往往都會禮貌地沏一杯咖啡，于是“廉署請喝咖啡”就成了被調(diào)查的代名詞。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曾說，廉署的咖啡味道如何，[天津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完全取決于喝咖啡之人的心情。

　　每年一到廉政公署開放日，最受歡迎的人并不是湯顯明，而是咖啡廳里沖咖啡的大姐。2010年，許多手捧速溶咖啡的市民爭先恐后地與她合影，這位大姐也因此連續(xù)兩天成為報紙的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