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和社會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環境壓力嚴重，發展的成本逐步提升，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舊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近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毛里求斯公司注冊服務]依靠科技和產業創新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升綜合國力和全球競爭力的根本手段。
為此，我們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作為產業經濟研究的專家，他參與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相關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工作，參與“十二五”及2020年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研究，而且曾經走進中南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人。
投資難以支撐經濟
《21世紀》：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2020年要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這一目標的背景是什么？
馮飛：中國經濟出現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長期趨勢，這個趨勢在時間上存在爭論，是現在出現還是“十三五”或者再往后，但是潛在增長速度下降的判斷沒有問題，經濟增長靠投資很難進一步支撐下去。
我們做過測算，目前中國增量投資的產出率，和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大致相同。支撐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投資呈現上漲趨勢。特別是投資效率明顯下降，每單位GDP增長所需要資本增量，與1995年相比增長近三倍。
經濟再靠投資來支撐，一方面就是投資的成本過高，另一方面投資所積累的金融和財政風險越來越大，這種方式很難再支撐下去。
中國需要經濟增長驅動力方面的一個轉變，也就是說從依靠投資的增長，要轉到一個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以提高經濟效率增長的質量為核心的方式的轉變。
《21世紀》：伴隨著經濟和社會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環境壓力嚴重，發展的成本逐步提升，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年的比較優勢是否還存在？
馮飛：我們既有的比較優勢，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已經開始影響到產業的競爭力，現在看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比我們預計的要快。
前段時間我們對某省調查，過去5年這個省的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速度15%，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為8%，只有前者一半。
橫向來看，中國勞動生產力提高速度在全球是最高的，但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速度更快，“十二五”提出“兩個同步”，居民收入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現在后一個同步比較難。如果再這樣持續下去的話，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產業發展。
勞動力成本上漲面臨著長期壓力，主要是“兩個拐點”的集中出現，一是劉易斯拐點，普通勞動者供給短缺，這個拐點在2004年已經出現了。第二個是人口紅利拐點，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下降，有可能出現在明年。這兩個拐點的時間差是9年。[注冊巴哈馬公司服務]
日本和韓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當中，都碰到與我國類似的問題，就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但是這兩個拐點相差時間，日本三十年，韓國四十年。
經濟與科技“兩張皮”
《21世紀》：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科技體制改革，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馮飛：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還是經濟與科技“兩張皮”的問題。我們講了多年產學研緊密結合，但實際上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不斷的在講，但問題始終存在。
《21世紀》：大會也提出，要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全社會研究開發經費逐步增長的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投入體系，如何解決經費投入效率的問題？
馮飛：科技體制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政府科研經費管理和分配上如何能高效。科研經費，現在是分散在很多政府部門，包括科技部、發改委、工信部很多部門上都掌握著，而且在科技工作不同環節，有的是在研發，有的在產業化，造成很多科技資源難以形成合力。錢花了不少，但過于分散。對科研承擔單位來講，同一項目可向不同部門要錢，科技資源沒很好的應用，所以科技體制改革，要把政府的錢花的更有效。
工業革命的機會
《21世紀》：最近很熱門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話題，您怎么看？
馮飛：目前要做判斷，說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端倪更合適，這個影響可能是逐漸升華，在未來若干年才會體現出來。像美國的制造業回歸，現在主要的因素還不在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也不在于技術因素，而是制造業成本。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成本差距在逐漸縮小，甚至這種縮小的幅度超出預期，主要是中國的國內因素造成的，比如剛才講的人力成本上漲。
第二個方面就是美國的低價能源，特別是天然氣價格比其他國家都低很多，甚至是我們天然氣價格的1/7，形成的全球能源價格洼地。
第三是美國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目前造成美國制造業回流，制造業開始復蘇苗頭。主要還是這些因素。
《21世紀》：制造業回流目前看來還是歐美本土企業的回流，以后會變成中國的企業也跑到美國去嗎？[香港公司做帳審計說明書服務]
馮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特點，就是就地化生產。比如說數字化制造所帶來的便利，貼近消費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對市場需求有快速的反應能力。這會影響到產業競爭力非常核心的問題，所以可能會有一些企業回流到市場范圍大、市場需求多層次比較突出的一些地區，實際中國也具備特點，中國13億人口大市場太誘人，同時呈現個人化的特點。
因為中國如果說整個經濟發展轉為內需主導，我想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過程當中可能就地化生產，對中國來講可能反而是一個機遇。
但是也存在挑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分散決策，包括生產的分散化和決策的分散化，這是非常關鍵的。
相對于未來的分散決策，目前中國的政府集中決策，可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前面臨更加突出的問題。所以最根本的還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