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恢復本國經濟發展之際，我國首次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是，隨之而來的也有中國制造頻頻遭遇國外反傾銷反補貼(以下簡稱“雙反”)的調查和裁定，而這一次，不單單是以歐美為首的發達國家對我國不斷設置貿易壁壘，更包括了來自新興市場的全面夾擊，當對華“雙反”成為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殺手锏時，中國制造如何從容應對？
防不勝防 “中國制造”頻頻受挫
歐盟方面近日表示，由于對我國自行車及零件征收反傾銷稅于7月14日到期，歐盟將對相關產品進口關稅政策重新評估，可能將懲罰性關稅延長至2016年。目前，歐盟對我國自行車及零件征收48.5%的反傾銷稅。截至7月中旬，歐盟對相關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已達17年，如此長的期限在歐盟反傾銷史上十分罕見。
而6月30日，我國接到來自歐盟的“一反一保”調查。歐盟委員會發布公告稱，對我國數據卡(即無線寬域網絡調制解調器)同時發起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涉案金額約41億美元。
業內專家同樣用“極其罕見”來形容這次貿易救濟案，更有專家稱此案“創下中歐貿易史上四個第一的紀錄”：一是涉案金額第一大；二是第一次同時發起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三是第一次由一家企業單獨提出申訴；四是歐盟貿易保護主義首次劍指我國高科技產品。
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統計數據顯示，從1978年8月到2010年6月，近32年間，歐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案件共157起，其中反傾銷案152起，反補貼案1起，保障措施3起，特保1起。而僅今年上半年，我國就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案件38起，其中歐盟對于我國發起了7起貿易救濟調查，包括反傾銷5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各1起。
商務部網站顯示，就7月19日這一天，各國對我國產品的各類裁定、調查就高達5起。各種貿易救濟措施案件也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高科技產品，而且金額也突破了40億美元的大關。
“數量多、頻率高、影響大、花樣多，”業內專家用十二字為近來頻繁的貿易摩擦做了定性判斷。
“遭受貿易救濟的企業，要么進行產品轉型，以高技術制勝，要么出口轉內銷，很多實力不夠強的企業只有被淘汰。”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說，在貿易爭奪戰中被“清洗出局”是許多企業不得不面臨的現實，有些涉及較廣企業的調查更會導致國內失業率的增加。
以自行車為例，從1993年歐盟對我國產自行車征收反傾銷稅以來，17年間，我國出口歐盟的自行車數量一路萎縮。數據顯示，1992年，在反傾銷前，我國出口到歐盟的自行車數量為200萬-300萬輛。之后，歐盟對我國自行車出口歐盟開始加以限制，第一次限制關稅提高到了30.6%，在二次復審之后又提高到了48.5%，目前我國自行車出口量僅有70萬輛。
我國出口商成“頭號目標” 發達國家濫用雙反措施
世界銀行5月26日發布的監測全球貿易保護措施的《臨時貿易壁壘數據庫》報告顯示，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新發起的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和特保案等在內的臨時進口限制貿易救濟案同比下降20%，但我國出口商繼續成為貿易救濟調查案的頭號目標，一季度47%的新發起貿易調查與82%已完成的貿易調查均針對或涉及我國。
全球貿易環境好轉，“中國制造”為什么成為各國特別是歐盟、美國的劍指矛頭對象？
“我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國，土地價格、勞動力成本低，出口產品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在國際市場歐美經濟下滑的態勢下，我國出口產品相對便宜，符合國外物美價廉產品的需求。”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認為，除價格因素外，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還未被歐美等大國承認，在反傾銷調查中，以選擇第三替代國方法來計算出口企業的傾銷幅度，測算的公正性大打折扣。“這樣一來，很多無辜企業被處以高額的雙反稅，甚至導致其不得不退出當地市場，在國際市場上不僅受歧視，也很被動。”
廣盛律師事務所律師閆海則認為，為限制貿易不公平，保證各國經濟平穩發展，各國以合法的方式實行雙反措施符合WTO規則。問題的關鍵在于歐美把我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而采取所謂的“替代國制度”，并且在此前提下對我國進行反補貼調查。這兩個自相矛盾的法律結論，導致了我國應訴企業從應訴一開始就處于十分不利的位置。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威脅助長了歐美等國對國內失業率、經濟崩潰的擔憂，貿易保護意識提高，為保護國內企業而對華發起貿易救濟措施在所難免。“目前來看，我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大，跟歐美等發達國家濫用這項規則關系密切。”閆海說。
提升產品高附加值 增設出口總量預警
爭取“市場經濟地位”
善用國際貿易游戲規則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認為，由于全球經濟低迷，短期內貿易摩擦頻率增多也是正常現象。我國作為一個開放型、包容型的市場，要更加積極地去參與市場競爭，加大企業走出去的力度。
坦然面對并不等于無所作為，白明指出，面對逐漸泛濫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我國首先要逐步增加出口產品的高附加值，在競爭中調整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改變出口產品以量取勝的現狀。隨著國際貿易的綠色化和低碳化呼吁聲逐步加大，高技術含量產品將是未來國內企業取得市場主導權的殺手锏。“當然，從產品輸出到技術輸出，再到品牌輸出，最后到資本輸出，這是我國外貿型企業必經之路，也是減少貿易摩擦的關鍵。”白明強調。
閆海建議，中國企業一方面要設置預警線；另一方面在應訴時要抱團發展，政府部門、行業組織要做好牽頭作用。閆海提到的預警線，即同一產品在一定時期內的出口總量預警線，國內企業一旦發現出口產量有較大增幅、出口價格下降明顯，就應提高警惕。相關企業集合起來，通過有組織的行動，獲得信息，主動分析國外市場的情況，并與國外相關企業進行溝通，達成商定，避免將來國外企業找上門來再花大力氣去應對不必要的貿易救濟。
“當然，要參與到國際市場上去，必須要熟悉游戲規則。”閆海認為，目前我國對國外貿易救濟信息關注度不夠敏感，搜集不及時、不到位，往往是國外發布信息一周后國內企業才得到消息，信息滯后性使得企業在應對時偏被動。他提醒，了解歐美等國的貿易法規，不僅要吃透游戲規則，還要學會善用規則，最后成為制定規則的主體，在對外貿易中取得話語權。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數據，由于我國年初以來出口增長有力反彈、內需保持旺盛，預計我國經濟2010年的增速為10.5%。同時隨著新興市場的發展，以及“十二五”規劃的到來，市場多元化將為進出口增長提供廣闊發展空間。照此趨勢，今后5到10年，我國貿易摩擦形勢依然異常嚴峻，積極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有利外部環境，是目前應對國外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工作。
“四體”聯動對外反擊
應訴企業應早出手定策略
常年與各種貿易摩擦打交道的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法律服務中心負責人劉慧娟認為，應對案例時，商務部、地方商務系統、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和相關企業“四體”聯動非常重要。每個案例具體的情況不一樣，惟一的經驗就是行業團結，積極應訴，絕對不能夠妥協。
而在閆海看來，我國企業首先要做好應訴準備工作，特別是行業中出口量較大的“龍頭老大”，由于很有可能被選為強制應訴企業，更要及早決定是否應訴，出手越早越能掌握主動權。其次，應訴策略要準。企業按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正確的反傾銷應訴策略，同時根據實際銷售及財務數據，提前對自己的傾銷和補貼稅率進行測算。最后，銷售、財務和補貼項目文件要整理到位。按照反傾銷應訴的要求來整理銷售及財務數據，使其符合反傾銷應訴的要求，以最終獲得理想的傾銷稅率。
轉機出現 多方抱團擊破“雙反”調查
經過重重努力，“中國制造”在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方面也開始見到曙光。
7月1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公布了對原產于我國的金屬絲網托盤雙反調查的產業損害調查終裁結果，認定原產于我國的該產品未對美國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實質性損害威脅。至此該調查結束，美商務部不得對我國企業征收雙反稅，中方應訴取得完勝結果。這也使我國在對應國外貿易保護主義的紛爭中看到了一絲希望。
“在這個案件上，商會、企業、律師三方面抱團的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作為美國金屬絲網托盤雙反調查的國內受害企業之一，遼寧大連益豐金屬制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范惠盛告訴記者：“在開協調會之前，我們一直琢磨到底打還是不打，商會就叮囑我們幾家企業，打了不一定勝訴，但是不打肯定贏不了。”
抱著絕地反擊的心態，中國企業經過長時間艱苦的應訴工作后，最終贏得了美國商務部做出的低稅率裁決和今年中國首個輸美鋼鐵制品行業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無損害案的勝利。這一案件的勝利為幾家中國企業換回幾億美元的損失。
“美國一直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計算傾銷幅度時會選定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一般是印度)來估算中國產品的公平價值。關于替代國價格的抗辯在整個反傾銷的作用至關重要。”本案應訴企業之一大連華美龍金屬制品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師閆海認為，除了企業、行業協會、律師共同努力外，找到漏洞也是本次取勝的關鍵。兩家強制應訴企業在初裁和終裁中均獲得了最低的反補貼稅率和較低的傾銷稅率(終裁反補貼稅率為1.52%)，這對于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最終認定損害不成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方面我國金屬絲網托盤對美出口金額并不算很大，另一方面針對傾銷和補貼幅度的應訴成功獲得了很低的稅率，且均通過了核查，這構成了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無損害認定的基礎；同時通過對國內相關企業產能、產量數據統計，我國金屬絲網托盤出口并不會對美國相關企業造成損害，三個漏洞一一擊破，各家企業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于取得了本案的勝利。” 閆海分析。
